王其森律师

【办案经过】

2023年C某找到王律师咨询自己为多个人办理了拖拉机变型运输机农用车（俗称四不像）的登记证书、行驶证、车牌等证件，被公安机关以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委托人希望能够争取从轻减轻辩护。根据委托人的陈述，分析了案件相关法律事项，但根据相关法律和纪律规定，王律师明确表示不能做保证性承诺。第二天一大早，委托人再次来到律所决定委托。接受委托后，当天下午辩护人赶赴检察院阅取全部卷宗材料。

除充分阅卷外，结合相关案例、书籍、农机类网站及相关单位机构改革情况，辩护人认为本案存在不起诉的可能性。经多次沟通、提交书面辩护意见（详细内容附后）和相关不起诉案例，检察机关最终采纳辩护意见，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对委托人作出解除取保候审决定。本案在辩护人不轻易放弃的情况下，C某没有被检察院提起公诉，保住了无犯罪记录，避免了其子女未来可能遭受的不利影响，既保住了“个人”无案底，也保住了“家庭”。

本案办理过程中，承办检察官对律师的辩护意见耐心地倾听与回复，亦对辩护律师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认同与肯定。这让辩护人对职业共同体有了新的认识，收获了认同感与成就感，也让辩护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最终取得良好的辩护效果。在此也感谢办案机关依法公正办案，坚守“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

【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C某的行为不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其行为属于“购买”事业单位的“证件”，但也不构成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详细理由分述如下：

1、C某参与办理的证件显示盖章单位全称为X市农业机械管理局，该单位于X年X月X日已被公告注销，被注销前是事业单位，不属于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中的“国家机关”，因此不可能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但C某也不构成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中的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按照同案嫌疑人F某的供述，F某通过自称“L某”的人办理了拖拉机行驶证、登记证书。涉案印章是“L某”伪造还是另有他人伪造，在案证据未查明。在C某想办理证件之前涉案印章有可能已经存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C某直接伪造了印章或参与了印章的伪造。而且F某向C某承诺证件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承诺了印章的真实，C某信以为真，将办证相关事宜全部交由F某进行办理。C某在办理证件过程中未从中牟利，没有贩卖的故意。而且F某向C某提供了盖有X市农业农村局农机监理业务专用章的《证明》。从现有证据来看，这些《证明》的真假未被核实。即便事后这些《证明》被证明是假的，也不能据此认定C某在办理证件过程中明知拖拉机的证件是假的。C某也是受到了F某的欺骗。因此C某在主观上不明知办理的证件是假证，既没有伪造印章的主观故意，也没有伪造印章的行为。也可以进一步得出C某既没有伪造证件的主观故意，也没有伪造证件的行为。针对上述辩护观点，辩护人提交福建省松溪县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松检公刑不诉X号不起诉决定书作为参考。

2、第二款规定仅限定为伪造这一种行为，与第一款相比不包括“买卖”，并限定为印章这一个对象。这是立法上的区别对待，而不是疏漏，突出了刑法对行使国家管理职权的国家机关予以特别保护的立法本意。罪刑法定原则是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另外，根据《关于买卖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答复》，对于买卖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的行为，依法应当追究责任的，可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追究刑事责任。从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类推适用的角度，对于“买卖伪造的证件”的行为，宜以“买卖”进行追究，而非以“伪造”的共犯定罪处罚。而且，如果只有“买”，但没有贩卖的目的，那么不能认定成“买卖”。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C某通过向F某购买证件后从中赚取差价。因此，C某的行为手段也不属于“买卖”。另外，C某的行为对象是证件，不是印章。即便C某的行为被认定成“买卖事业单位印章”，但由于“买卖事业单位印章”的行为不构成伪造事业单位印章，因此C某不构成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

3、本案中拖拉机的行驶证和登记证书办理的时间为X年X月份和同年X月，此时该事业单位已经不存在。既然如此，那么任何人都不可能破坏该事业单位的正常管理活动和信誉，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的法益未被侵犯。

综上，C某主观上不存在犯意，客观上其行为属于“购买”事业单位的“证件”，客体上未侵犯法益，因此不构成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更不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

二、即便涉案行驶证、登记证书上盖章的单位被认定成国家机关，由于以下原因仍然不能构成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这个罪名在主观方面要求必须具有直接故意，间接故意或过失不构成本罪。本案中C某主观上不具有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故意，具体理由上文已经阐述，在此不再赘述。在客观方面，C某的行为只是属于“买证”，由于未从中牟利那么不属于“买卖证件”。C某在向F某表达办理拖拉机车辆手续的意向后没再过问办证的具体程序，直到F某将《证明》及行驶证、登记证书等车辆手续交给C某。整个过程中C某对于F某办理车辆手续是否真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并不知情，更没有参与车辆相关证件的伪造。C某未直接伪造或参与伪造证件，不能因为卖方有人伪造证件，就认定购买人也是伪造证件，因此C某也不属于“伪造证件”。

因此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C某均不符合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

三、关于办理证件的数量。由于C某和拖拉机车主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此转账记录不能证明C某为拖拉机车主办理了行驶证、登记证书。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实D某的行驶证、G某和Z某的行驶证、登记证书是通过C某办理的。因此，在案证据最多只能证明C某为三人办理了证件。

四、请综合考虑C某具有的以下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对C某作出不起诉决定。针对下列辩护观点，辩护人提交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穗云检刑不诉X号不起诉决定书、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渝九检刑不诉X号不起诉决定书、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吉水检刑不诉X号不起诉决定书作为参考，这些类案中被不起诉人办理的证件数量要么与C某相当、要么远多于C某办证的数量，并且其他情节非常相似。

1、C某表示愿意认罪认罚，认罪悔罪态度较好。C某归案后如实供述案情，系坦白；认罪悔罪态度比较诚恳，积极配合侦查，愿意认罪认罚，可对其从宽处理。

2、C某系从犯，在办理证件过程中受到了F某的欺骗，如果F某明确告知办理的证件是假的，那么C某不会帮车主办理证件，其所起作用较小，应为从犯，应对其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

3、C某时任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找F某购买证件牌照是为了提高拖拉机销量，为其所经营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服务。办理证件过程中未从中获利，无伪造、买卖证件的犯意和行为，并且办理的证件数量较少，说明其主观恶性不大。案发后，相应证件被及时扣押，降低了社会危害性，犯罪情节比较轻微。

4、C某到案后积极赔偿并得到被害人的谅解。C某到案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补偿和赔偿受害人损失X万元且受害人出具谅解书表示不再追究C某的刑事责任，可对其从轻处理。

5、C某无前科，系初犯。C某平时一贯表现较好，无违法违纪情形。这次触犯法律主要是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造成，可对其从轻处罚。

以上意见请贵院考虑并采纳，谢谢。

此致